穿牆越界的多重身分政治
台北市長選戰迄今，李應元陣營選戰策略的混亂與路線分裂，呈現民進黨欲穩定統治權力基礎，卻失去改革方向與願景的虛空迷惘。台中以北都會型選區版圖全面由綠轉藍，民進黨要如何重新爭取這些都會選民認同，取得自我改革方向與動力，才應是投入此次選戰的目標。
從上次總統大選得票來看，如果沒有興票案，宋楚瑜贏得大選絕非空想。民進黨該確切反思，大選初期宋楚瑜「詹姆仕強烈颱風」跨越族群、黨派、階層與區 域的民意高支持度現象，以及現在馬英九民意支持度所輻射超越的選民層面，已經不是傳統藍綠認同投票理論的藩籬可以解釋，也非爭取中產階級認同的「新中間路線」可以對應。
從後殖民文化論述看，上屆省長選舉與總統大選、上屆與此屆台北市長選舉時期，宋楚瑜與馬英九以特有美式「現代化」形象、以「新 台灣人」符碼所塑造在地化與親民化的「本土自我」奇魅領袖特質，正是冷戰環境下美國文化帝國主義接合國民黨統治意理長期形塑的台灣社會心理結構，所映射出來對統治菁英的期待形象。
去年年底縣市長選舉，馬英九團隊幕僚分別進駐台中以北的都會型選區，將此類生產模式操兵演練。就如馬英九慢跑，朱立倫的單車，胡志強的籃球，王建煊 的公益活動，一一展現美式現代化並貼近平民化的政治文化形象。又如宋楚瑜之於台灣頭尾走透透與布袋戲，馬英九之於原住民，朱立倫則以福佬籍老阿媽為敘事主角的新本土懷舊廣告符碼來塑造其「本土自我」。
更深一層探究，馬英九市府團隊執政後，拓展過往宋楚瑜省府經營的模式，有意識去營造建構的市府政權意理，更進一步挪用「去殖民理論」中「混合認同主體」模式，來塑造「多元主體認同」的路線。
一九九六年李登輝當選第一屆直選總統取代原先軍事威權政權，二○○○年陳水扁政權「政黨輪替」取代國民黨政權，使得近代台灣步入類似「後殖民時代」 的情境。新的國家機器權力關係所重新宰制的身分社群，逐漸與新政權呈現對立關係，如同志、女性、原住民、客家族群、勞工與外勞、青少年、社區貧富差距、性 工作者、違建社區等。這個過程翻轉了過去二元對立式的、本土或非本土、殖民或被殖民的身分認同的模式，拓展出多元複雜的文化與政治界線，拓展出穿牆越界、 多重身分認同的「身分政治」可以運作的政治社會空間。
馬英九市府團隊營造的「混合認同主體」的文化政治意理，就權力結構面向而言，呈現「向上認同」與「向下認同」兩個連結層次。
在「向上認 同」連結層次上，面對新國家機器強勢主流的身分認同，馬英九尋求「同化」、「認可」或至少是保持「模糊」，如美式「現代化」、溫和右翼政治路線與「本土自 我」形象塑造、或上屆市長選舉時李登輝背書的「新台灣人路線」，這也是李登輝、陳水扁、李安妮屢次政治出手，馬英九一貫低調或模糊回應，不願拉高政治對立 情勢的原因。
在「向下認同」連結層次，馬英九市府團隊循著多元的文化政治界線對多重身分社群，接納其身分認同並予以經營；例如民政局之於同志社群、客家族群與外 縣市旅北移民，社會局之於女性社群，文化局之於眷村與外省社群，勞工局之於性工作者與外籍勞工社群，以及建設局「東西軸線翻轉」政策下萬華老舊社區與西門 町青少年消費社區的更新。
法國後殖民理論學者法農在<國族意識的陷阱>一文中，提出兩種國族主義的區別：一種是資產階級國族主義，取得政權的目的只是為了接收殖民者資源、進 而與全球資本主義掛鉤；另一種是將國家民族的解放與階級解放連結起來，以全民利益為目標的國族主義，在打造新國家時，不忘以國家內部重組為志業。
徵於台灣，接納中華民國體制與維持現狀立場，仿效過往國民黨政權以政經資源權位來拉攏財團、地方派系與黨內菁英，以鞏固權力利益；執掌這樣國家機器的權力者，訴求 「反殖民」正當性是什麼？
無論是社會學論述上，紀登斯對現代性與認同問題所提的「反身性的自省」，或歷史哲學上「以敵為師」的文化省思，民進黨都該反省執政對人民的實質意義。或沉溺於藍綠動員的「執念」，動輒祭出民粹選戰手段，缺乏對文化意理與社會重建的深切反省，使國族主義被嚴重扭曲貶值與汙名化；或在原有認同票源之 外，為短線取得政權，爭取中產階級認同，媚俗趨從新保守主義思維與手段，形塑權力宰制弱勢社群的對立。這兩條民進黨內徘徊的路線，有沒有違背當初反殖民與 民主運動的改革進步理念？
或許，喪失理想主義，自我長期遮蔽對當年宋楚瑜與今日馬英九背後政治文化意理的洞察之眼，缺乏主體反省與改革重建力量，這才是民進黨在台北市長選戰空轉或祭出保守退化手段仍無成效的真正盲點。
（2002年11月11日中國時報。圖為英國攝影師Nick Veasey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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