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currucucu House

立法院中興大樓旁，鎮江街的巷弄內有一間開了多年，卻沒有店名的意麵店。

許多出身市井基層的政治人物，獨愛這裡用餐的氣氛。有時獨身一人、有時帶著幾個助理，一張小圓桌、幾張圓板凳，來碗意麵加滷蛋、配上魚丸湯，笑罵吆喝著手忙腳亂的老闆娘，還欠一盤油豆腐或豆芽菜，就是一頓快意的午餐時光。

立委林重謨，也是意麵店的常客。

那天午后一點多，我離開立法院前最後一次到意麵店。當時，這屆立委的選舉剛落幕卻還未就任，立法院有一種疾風狂雨走過的寧靜氣氛。

已近午後的上班時間，麵店的客人只剩下幾隻小貓，整個麵店充盈著一個人的聲音。

林重謨正坐在意麵店的板凳上，得意地大聲「臭彈」著，他在院會國是論壇指罵剛當選這屆立委的陳文茜，在媒體主持節目的評論作風、像「妓女評論社會色情風氣不 好」、「討客兄」所引發的風波。那次，林重謨的發言，當場引爆他與國親女立委的對罵；也引來主流媒體與民進黨基層群眾的聲音對抗。

他嗓門之大，讓整片店面吃麵的人都坐立難安，難以想像他是剛從醫院急診房裡出來的病患。他前幾天的夜晚，才因為糖尿病宿疾在家中浴廁昏倒，摔斷了兩顆門牙、扭傷了左手腕， 送醫急救。他纏綁著白色繃帶的左手還捧著麵碗、右手拿著筷子，張咧的嘴忙得不亦樂乎，一下子嚷嚷、一下大笑、一下子吃麵，兩顆只剩下一半的門牙，說起話來 有點漏風，嚼起麵條來卻毫不含糊。

現在想起來，那天，林重謨眉飛色舞的臉孔與肢體語言、「土公仔」性的大嗓門成為一片模糊的輪廓，那鑲著兩顆半截門牙咧張的嘴，卻逐漸在我們政黨輪替後、時代面孔的景深浮顯出來，成為一個清晰而具體的象徵。

像是麥克傑克森的皮膚還沒有變白之前，那個非裔鼻子，還牢牢黏在他黑人臉孔上。 

差不多是，最近麥克傑克森又躍上國際媒體焦點版面，喚醒大家對他的記憶的前後時間；一種政治正確的氛圍，隨著總統大選的到來，在我們的島嶼社會的上空，更明顯地強化著它保守反動的面向。

那種氛圍，本身就是一種社會分類、社會歧視，尋找「他者」的污名操作機制。

我指的是，一種尋找「台客」文化樣板，並加以清理，落入本質主義窠臼的法西斯主義。

許多強調自己「愛台灣」的小資階級與資產階級、或者高舉改革進步旗幟的性別平等或文化運動工作者，在落入本質主義、缺凡反身自省的同時，「舉著紅旗打紅旗」，表面上在進行一種改革，其實弔詭地，反向被自己所強調對抗的主流意識型態所催眠，成為意識型態文化機器的共犯體制。

這樣尋找「他者」、尋找「台客」的黑五類帽子，本身就是一種主流意識透過媒體權力，不斷「再現」化的積累過程。從林重謨、蔡啟芳、朱星羽到最近的侯水盛，日前爭議不斷的內政部長余政憲、以及非常光碟內的演員台詞；文化論爭已經超越原本爭議的問題焦點，對當事人、特定階級語言文化的污名化，一種標籤化的文化操作。

以最近侯水盛在立法院「同志亡國論」、「強暴論」言詞所引發的爭議事件而論，媒體設定關注的議題走向，已經不是性別平等的問題。侯水盛的言詞 爭議甫出，媒體刻意操作去採訪詢問林重謨、蔡啟芳，進而把三個人的媒體形象做成一種關聯性的聯想，而蔡啟芳對黨團黨鞭的反彈、對侯水盛的聲援，再被媒體利用強化。這些過程都是再現的權力機制，它讓事物超出原本的真實面貌，更演變成另一種純然屬於抽象意念、卻缺乏深入脈絡的論爭。

當這些再現的結果成為二元道德對立的本質主義窠臼，「愛台灣或者不愛台灣」、「有水準或沒有水準」、「性別歧視或者不性別歧視」，這類的道德論爭、只看得見「他者」卻不能反身檢討自身的論述，自然演變成對不潔淨的對象必須加以剿滅清除的一種法西斯主義。

許多訴求改革、標榜進步的社會力量與媒體菁英，常常也落入這樣本質主義窠臼，或成為文化霸權的權力一環。在這樣「再現」、不斷尋找個案、污名化與道德化、加以清理的社會過程中，我們社會真的有積累出什麼進步的改革意識與文化建構嗎？

再以侯水盛在立法院的「同志亡國論」、「強暴論」言詞為例。

前者是異性戀／國家主義對同性戀的歧視，居然還有主流媒體的記者菁英在報紙評論上，先界定這是「言論自由」，再用衛生政策的人口理論去「科學論證」，得以否定侯水盛的論述是不成立的；這樣文化菁英的論述，不比侯水盛的同志亡國論高明到哪裡。

後者是父權／國家主義對「他者」、中國女性想像的意識操弄，可是跳出來譴責侯水盛的女權團體，只舉著「性別歧視」的籠統牌子、對應該具體批判的脈絡都沒有清 楚的聲明或論述出來；那麼，在這樣論述空泛、二元對立的事件背景下，侯水盛說他搞不清楚自己發言有什麼錯誤、蔡啟芳對侯水盛的聲援、林重謨把這些抗議的聲 音界定為藍綠選舉的政治力量介入，也當然就不足為奇了。女權團體這樣失去具體準確切入批判的抗議發聲，拿下了侯水盛的項上人頭，真有運動性的改革積累嗎？

女權團體甚或整個社會，最該反思的弔詭現象是，侯水盛所以不自知自身言語的不當與錯誤，正是國家主義下、對中國邪惡「他者」想像的本質主義，這樣 的二元化與道德化的意識型態，遮蔽了也阻斷了，他對自身反思性別人權、父權中心意識的可能性；那麼，女權團體，高舉性別平等的語言旗幟的同時，對流於文化霸權所利用，污名化、標籤化所謂「台客」，甚或自身是不是陷入敵視、蔑視所謂「台客」的問題，就應該抱持著警覺與反身性自省，否則，這樣的語言論爭與運 動，是空泛的政治正確，甚至淪為文化破壞的武器，卻沒有文化或社會建構的提昇。